带着两项发明，比较显微镜和窥膛镜，戈登德来到了戴德姆。窥膛镜是由物理学家约翰·费歇尔发明的，用的是带电灯和放大镜的探针来检查枪管内部。辩护方专家奥格斯特·格尔在旁作证，戈登德从莎科的枪支里发射一颗子弹射向棉花丛，然后将它放在比较显微镜上凶手子弹的旁边。结果很清楚凶手的子弹就是从莎科的枪支里发射出来的。格尔仔细地观察显微镜表示同意。当他的同事，辩护方的专家詹姆士估尼斯在看显微镜时，他说：“唉，你懂什么！”詹姆士·伯尼斯也改变了他的意见，莎科和瓦伍提的希望彻底地破灭了。1927年8月23日，尽管抗议之声轰动全球，他们仍死于行刑的电椅中。
结论
尽管毫无休止的争论一直延续到1961年10月，一个由新泽西枪支实验室的前任领导科罗内尔·弗兰克、朱里率领的侦查小组重新检查了莎科的枪支，结论是不容置疑的，莎科的枪支就是凶手使用的枪支。1983年3月又有一个调查团，由波斯顿电视台全权负责，他们也再一次证实了戈登德的发现。康涅狄格州警察弹痕研究机构的马歇尔·罗宾逊对这种争论已经厌倦，他说：“为什么人们不断地要求将有关案子的实验一做再做？实验的结果永远都是一样的”。人们几十年不断地质问。要求重审确实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布朗和肯尼迪
时间：1927年
地点：英国，斯泰普福特阿伯茨
意义：这个案子使全欧洲注意到了弹道学的事实，由此，罗伯特·查奇尔作为英国弹痕方面的专家声誉鹊起。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接下来的几年里，美国使得弹痕分析学成为成熟的科学并取得了决定性的领先地位。在欧洲方面的进步则是时快时缓。究其原因，大部分是因为欧洲地区携带枪支的人相对缺乏，另一部分还因为人们的一般看法，携带枪支绝对是美国特有的现象，一个美国人不大可能跨越大西洋去欧洲。这种狂妄自满的断言，很快就被1927年9月26日的案子击得粉碎。
那天晚上，两个不起眼的盗窃犯，46岁的弗雷德里克·布朗和36岁的威廉·肯尼迪从伦敦坐火车去往埃塞克斯的比尔里卡。他们本打算去盗窃布朗早就打探好的一辆货车。但是如意算盘并没有打成——正在盗窃时，一条狗狂叫了几声，将他们吓走了。他们闯入了爱德华·拉维尔博士的加油站，偷走了他的蓝色的车，颠颠簸簸地开回伦敦。
远郊的小路蜿蜒绵长，他们的车随意地走走停停；起康斯坦布警察署乔治·盖特里奇的注意，他挥手示意让车停下。他走到小车前面，用手电筒照着他们俩人，询问他们准备上哪儿。布朗俩人漫不经心的态度激怒了乔治·盖特里哀，他转身去拿他的记事本。正在此时，布朗拨出枪对着盖特里奇开了两枪。盖特里奇中弹倒地。布朗马上跳出来，站在盖特里奇尸体边。也许是出于迷信，被谋杀的人眼睛里面会保留他们最后一眼看到的东西，他将盖特里奇俯卧的身体翻过来，开枪打掉了盖特里奇的眼睛。后半夜，两个杀人犯将车丢到了伦敦南部的一个沟里，尔后搭乘电车回到了布朗在巴特斯的住处。
这一系列变幻莫测的事件很快被发现了：一个司机发现了康斯坦布的警官盖特里奇被子弹打得满身窟窿躺在路边的尸体；拉维尔博士向警察局报案他的车子被盗；在伦敦发现了丢失的车。侦查人员很快就把这三件事联系在一起。
被盗的车子提供了几条非常有价值的线索。车后座和驾驶室里都有飞溅的血迹，在乘客的座位底下有一个空的弹壳。这些东西都被送到罗伯特·查奇尔那里作分析。查奇尔来自伦敦一个造枪工人之家，他们主要制造和销售运动枪支和来复枪，但是他本人真正的兴趣却在武器及其目标方面的研究。恰逢苏格兰方面要咨询一位武器方面的专家，而查奇尔的意见得到重视。查奇尔将子弹编号为4，这颗真子弹装满了黑色的火药，1914年在伍尔威奇军方制造。他发现在子弹底部有一丝瑕疵，原因是由于发射该子弹枪的后膛有阻塞物造成的。查奇尔断言凶手用的手枪肯定是口径为0．455韦伯式手枪。
最后终于找到了凶手使用的枪支，虽然整个过程曲折不已，讯问一个接着一个，谈话一次接着一次，但毫无线索，整个侦查工作处于困境。这样的僵局一直持续了三个多月，但最终出现了转机。在审讯另外一个犯人时，当被讯问是否涉嫌盗窃那辆车时，那个犯人被激怒了，为了证明自己的无辜，他声称真正的罪犯是另外两个名叫布朗和肯尼迪的人。他还声称他听见过他们俩夸夸其谈有关杀害康斯坦布盖特里奇的事。
双双被捕
许多记录都表明布朗是凶手，他有很长的暴力行为的历史。在坐车时，他曾手段凶残地袭击过警卫。当警探在布朗的住所蹲坑守候时，他们是如此的小心谨慎。1928年1月20日侦探们的耐心等待终于有了回报。夜色笼罩之下，他们的目标出现了！布朗刚从车子里探出身来，警探们就迅速上去抓获了他。在汽车仪器板上放零星物件的隔间发现了那只手枪。在布朗的屋子发现了更多的枪支，还发现了藏在盥洗室水箱里的两千英磅（约合八千美元）及一些医学器材，这些医学器材很像从盗走的车里拿出来的。
五天之后在利物浦，肯尼迪企图打死逮捕他的警官（幸好抢卡住不动，救了那个警官一命），但终于被抓获归案。这实在有点令人费解，因为他坚称自己在整个凶案中只不过是一个被动的旁观者而已。布朗对他的同案主动招供以推托责任、免受绞刑表示了极大的轻蔑，他称肯尼迪的供词纯属子虚乌有。
在布朗的车库里发现了那支口径为0．455的韦伯式手枪，里面装着一颗旧式子弹，与杀死盖特里奇警官的子弹一模一样。当查奇尔做实验时，每颗子弹上都有瑕疵，同样是因为子弹在枪后膛有阻塞物所致。用了不下1300支韦伯式手枪作实验试图复制出这样瑕疵，但没有一支手枪能使其发射的子弹留下相同的痕迹。查奇尔还记录下留在编号为4的子弹上的黑火药痕迹与盖特里奇身上伤口附近的皮肤里黑火药的痕迹是一样的。
在审判中，布朗和肯尼迪被处以同样的刑罚。1928年5月31日，布朗被绞死在彭顿维尔监狱，同时，在距伦敦几公里的旺德索斯，肯尼迪也同样被处以死刑。
结论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个案例为日益暴力化的将来提供了一个令人不愉快的经验尝试。但我们仍应对查奇尔义正辞严提供的证据确凿的证词表示无限敬畏之情。正是这次布朗和肯尼迪罪行的审判使得他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也使得他在往后的二十年享有很高的地位和声誉。
约翰·布朗宁
时间：1967年
地点：伊利诺斯，芝加哥
意义：此案中，杰出的弹道学分析以及精细的侦查工作相结合，成功地驳回了罪犯试图证明自己不在犯罪现场的万无一失的申辩。
1967年11月22日午饭前，41岁的约翰·布朗宁医生，驱车从芝加哥南部的文达美伊斯科特医院回来，走出汽车，经过他的家门到托儿所去接小儿子，然后去拜访马科森·布朗，他们约好当天一起去吃午饭。布朗夫人抱歉不能践约，布朗宁只好驱车回到自己的住处南伍德朗林荫道5054号。上午1且：57他到家时，发现妻子丹娜正躺在客厅地板上，身上被连击数枪。他连忙喊人帮忙，邻居海伦·佩恩医生匆匆过来帮助检查这位受害者，很显然，丹娜·布朗宁已经死了。
在现场，警方发现了三颗用过的子弹和四个弹壳。其中二颗形状不规则的子弹压在尸体下面，另外一颗子弹就在尸体附近。有一颗子弹，也就是第四颗子弹是在尸体解剖时找到的。弹壳上面的红色星点表明是德国制造的吉科枪弹。
邻居特里莎·凯特雷报告大约在上午11：30听到一种沉闷的“砰”的声音。另外一个邻居报告则更精确，碰巧那天，他正在打一个长途电话，担心话费过多，便死盯着钟表，他也听到类似枪的声音，那时准确的时间是上午11：36。
不平常的来复枪
打死丹娜·布朗宁用的是口径为0．38的子弹，这种子弹看起来非常普通，但是用显微镜检查却可以发现它与一般来复枪的区别特征——它有六条阳膛线而且是右旋。弹壳的底部还有一些标记，这些标记表明发射此类子弹的枪支有一个装弹指示器。枪支方面的专家伯特·尼尔森发现只有一类手枪具备上述特征，这就是沃尔特式枪支。当问及他是否有能发射口径为0．38子弹的枪支时，布朗宁这个狂热的枪支收藏者一口咬定：只有一支枪支。他闭口不提由沃尔特制造的枪支。用该枪支做的实验表明，它不是凶手所使用的枪支。
警探们为此次谋杀缺乏明显的动机而困惑不解。没有任何被抢劫的迹象，而且丹娜没有什么为人所知的敌人，除非可能是她的丈夫。从传闻中得知他们的婚姻平淡无味，缺少田园诗般的浪漫。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证明传闻的是，在此场悲剧仅仅发生北小时之后，布朗宁就飞往科罗拉多去参加一个圣诞滑雪度假。在他出走的这一段时间，警探们进一步了解到布朗宁是一个有名的玩弄女性的家伙，为了那些拈花惹草的事，丹娜不知道和布朗宁吵过多少次。